聆聽疼痛：為痛苦尋找話語、慈悲與寬慰

譯者序——彭榮邦
前言

第一部份：危機

第一章、典型的私人經驗
第二章、疼痛的難以捉摸
第三章、疼痛的公共面向
第四章、人的無盡細語

第二部分：解決方案

第五章、隱喻與創造世界
第六章、武器
第七章、文學的肇因
第八章、鏡子
第九章、X光

後記

譯者序

作為一個臨床心理工作者，我深知聆聽的困難。

　　有些人對於心理治療不瞭解，以平常的「聊天」來想像晤談室中的談話，不免覺得「聽人說話」還能謀生，真是個輕鬆的好差事。的確，對於臨床心理工作者而言，「聽人說話」是最基本的訓練，同時也是最核心的工作；然而，以「聊天」來想像心理治療中的談話，除了是對心理治療的誤解，也是對「聆聽」在苦難療癒過程中的根本性，沒有足夠清楚的認識。

　　我們平常與人聊天，往往「說」多過於「聽」，即使說，也不往心裡去，多屬於「閒談」，總是說些無關緊要的事情，聊聊明星八卦，談談別人家的閒事，不太會觸及自己真正的狀態。況且，「說多過於聽」只是其一，真正的問題還是在於聽的方式。我們平常聽人說話，總是「繞著自己打轉」：別人說的話引起我們興趣了，我們就豎起耳朵聽，甚至還急著插話；別人說的事情讓我們想起自己的類似經驗，我們就覺得心有戚戚焉，以為「懂得」對方的處境。然而仔細想想，我們自以為是的「懂得」，其實取決於對方的經驗與我們相似的程度。換句話說，在聽人說話時，我們總是以「自己」為尺度來丈量別人的經驗；與自己的經驗相似的，我們就「懂得」，與自己的經驗相去太遠的，我們就覺得「不懂」，甚至覺得荒謬不合理。平常的聊天或許不打緊，但如果對方正在經受著身心的痛楚，這種「以我為準」的聽話方式，往往會讓受苦者在既有的苦痛之外，還得感受某種「不被看見」的煎熬。

　　真正的聆聽——聽到對方的獨特性，而不是相似性——是困難的，特別是面對正在受苦的人。快樂有一種外向的特性，可以發散生命的歡愉，傳染給身旁的人。痛苦就不一樣了，不管是身體的疼痛還是心理的傷痛，都是內向、深切屬於自己的。因此，一個受苦的人，他的存在就像是黑洞、一個內向的漩渦，不僅自己身陷幽暗，也讓周遭的人感受到一種惘惘的威脅，怕被捲入其中。因此，在受苦的人身邊，單單陪伴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雖然對方的痛苦召喚著我們必須有所作為，但我們不僅必須面對自己的無力感（他/她到底是怎麼了？我該怎麼做才能讓他/她覺得好過一點？），也必須面對眼前可能將我們捲入其中的未知黑暗（他/她接下來會怎麼樣？我可以這樣陪他/她多久？）。

　　受苦經驗的內向性和屬己性——這痛苦是我的，除了我自己，沒有人能夠代為領受——讓受苦者從原本「活在世界裡」的投入狀態，轉而遁入一個旁人無從參與的內在荒原。身旁的人或許近在咫尺，但對受苦者來說，那是隔著高牆的兩個世界。因此，面對眼前受苦的人，聆聽的最根本意涵或許並不在於他/她說了什麼，或是我們聽到了什麼，而是一種堅持不放棄的面容相對（我在這裡，我看見你/妳了，我願意聽你/妳說話）。

　　這種在苦難之前「堅持不放棄的面容相對」，是聆聽受苦者話語的倫理基礎，也應當是各種醫療作為的本心，然而令人不禁嘆息的是，它卻屬於現代醫學中正在快速失落的人文精神。西方醫學在當代所取得的快速進展，與技術性思維的主導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藉由把研究與臨床工作的焦點，從無法明確界定的照護工作（care），轉移到可以明確觀察、測量、界定的疾病及其治療（cure），西方醫學得以在短時間內脫胎換骨，成為一個綿密結合產官學網路的龐大體系。不僅如此，近幾十年來以管理思維為主導的醫療體系改造，更是讓各種成效指標成為左右臨床醫療判斷及作為的重要依據。在目前普遍由技術思維與管理思維主導的醫療現場，病人的「人」弔詭地成了配角，而「病」反而竄升為主角。更讓人擔憂的是，這種反客為主的醫療思維，也逐漸左右了一般人在面對病痛時（不管是自己還是他人的病痛）的思維與態度。

　　大衛・畢羅醫師對「疼痛」的重新思考，一方面當然是個人際遇，但從某個角度來看，它也是現代醫學在走入極端之後的深刻反省。作為一個科班出身的醫師，「疼痛」雖然原本就是他關切的議題，但也就僅止於此，沒有更多的體認與思考。然而，在他三十一歲完成住院醫師訓練的那一年，他卻得到一種罕見的血液疾病，只有透過骨髓移植才能延續生命。他原本還打算趁機進行客觀研究，但治療過程中的錐心之痛卻讓他不得不放下如此天真的設想。不過，在疼痛造就的孤絕無言中，他也深刻地體會到，把「疼痛」視為單純的生理現象，是現代醫學對「疼痛」這個人類普遍經驗的錯誤認識。這麼偏狹的視野，讓當代醫學看不見、因此也漠視位於疼痛經驗核心的倫理面向，以為只要止痛劑就可以處理、緩解疼痛的苦楚。

　　從醫師成為病人的意外之旅，讓大衛・畢羅醫師得以親身經歷疼痛所造就的倫理危機，而他對文學的喜好與造詣，更讓他對語言如何得以寬慰疼痛之苦，有極為精闢的認識與闡述。疼痛為什麼需要聆聽？首先，聆聽意味著有人看見了受苦者，而且在疼痛豎起的高牆之前堅持不放棄，正如前述，聆聽是一種對倫理危機的回應。然而更重要的是，聆聽是一種邀請，語言的邀請，邀請受苦者把原本難以表述、無言的痛苦，藉由文字的創造力量，化為可感、鮮活的隱喻。而且最奇妙的是，由於語言的公共性，它所造化生成的隱喻世界，讓原本私人的疼痛經驗，有了與他人交流的可能性：疼痛所造就的人我隔閡，就在疼痛語言的創生與聆聽中被超越了。

　　在實証醫學當道的今日，大衛・畢羅醫師對疼痛經驗的倫理性及語言的關注，可以說是一種人文精神的回歸，讓疼痛不再被狹隘地視為生理現象，而是還原到人的受苦經驗，以及在苦難中被他人療癒（而非治癒）的可能。這與近十年來醫學界重新關注「醫療人文」（medical humanities）的努力不謀而合。對我來說，翻譯這本書是一個苦樂參半的經驗。苦的部分是翻譯語言的掌握，這本書引用了大量的文學作品，不管是詩還是小說，在翻譯上都必須精確掌握語言的轉譯，才能夠把原文的韻味傳遞給讀者。樂的部分則是在翻譯過程中所帶來的思維啟發，以及讀者可能藉由閱讀本書所獲得的收獲。

　　感謝木馬文化願意出版這本難能可貴的好書，翻譯已成，僅把此書獻給所有在疼痛中受苦的人。